宾福德：优秀的考古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纪念路易斯·R.宾福德博士

陈胜前

2011 年4 月11 日，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R. 宾福德博士去世。这一消息迅速通过网络为世界考古学界所知，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而言，这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对于考古学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宾福德博士无疑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考古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各种争议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1985 年宾福德博士曾访问中国，研究过周口店遗址，他对这个遗址的研究同样引起不小的波澜。作为一个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了解他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对于了解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历程以及思考中国考古学的现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宾福德博士生平

1930 年生，1948—1951 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野生动物管理与生物学；1951—1954 年，参军，后期任日语翻译；1954—1957 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人类学的本科与硕士阶段学习；1957—1961 年，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攻读博士；1961—1965 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倡导新考古学；1965—1968 年，短期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与洛杉矶分校；1968 后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先后到法国、美国阿拉斯加、澳大利亚以及南非从事过野外研究；1991 年转到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完成《构建参考的框架》这部重要著作。2003 年退休。

宾福德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生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宾福德记忆里，一大家子人中父亲是唯一有工作的人。贫寒的家庭促使宾福德很早就尝到生活的艰辛，十一二岁他就开始工作，给锅炉房运煤。由于疲劳，小宾福德上课时经常睡觉。后来在脱衣舞厅里做清扫，夜晚工作。上高中时宾福德开始当建筑工人，16 岁时已是出师的泥瓦匠了，许多时候他是建筑队里唯一的白人。半工半读一直持续到上博士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支建筑队，最多的时候手下有上百号人。早年的磨砺培养了宾福德的叛逆精神，他放弃了宗教，因为他厌恶其中的伪善；他放弃了军队中的晋升机会，也是因为他厌恶军队的无情。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奋斗者，他对于社会“左”派的思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期间的朋友圈子就是这么一群人，他的率真与经历赋予了他强烈的批判精神。

宾福德在青少年时并不喜欢学校，高中的成绩也相当一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处在失败的边缘。他后来回忆说，童子军的训练才是他真正感到学到东西的地方。在这里他学习认识动植物，采集古代的石箭头。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部分就是基于少年时代的调查发现。1948 年上大学之后，他才真正喜欢上学习。按照美国的通识教育传统，他在大学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他的自然科学背景对于他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大。他最早就是从动物鉴定、数学统计与计算机应用进入到考古学分析当中的，经常把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相比较。这些经验科学都经历从猜测、描述、分类再到科学学科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被他带到了考古学研究中。

新考古学

人们常把新考古学的主张归纳为考古学应该“更人类学，更科学”。1962 年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一文也常被视为是新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他认为考古学家不应该被考古材料所束缚，应该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他相信考古学应该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考古学不应该总是罗列文化特征，而应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器物可以在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子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考古学除了描述之外，应该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稍后他又发表了《考古研究设计的思考》（“A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esign”，1964）与《考古学的系统论与文化过程研究》（“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1965）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考古学家不应该总是追求惊人的发现，而应该去解决问题。1968 年宾福德主编出版了《考古学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标志着新考古学基本形成。

回顾新考古学的形成历程，可以清楚看到自然科学背景对宾福德的巨大影响。追求客观，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提出理论并进行检验等主张都与之相关。宾福德的第二个出发点是人类学，按他的说法，在人类学课上听到的都是很鲜活的内容，而回到博物馆里看到却是一堆堆器物，这两者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为什么差异如此显著呢？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把它们连接起来呢？

虽然20 世纪60 年代宾福德和一帮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一道努力提出了新考古学的主张，他们跟40 年代的瓦尔特·泰勒一样，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1968 年，宾福德在法国与弗朗西斯·博尔德（Francois Bordes）合作研究莫斯特石器组合，他广泛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测量与统计工作。他回忆说因为带着两大铁箱的统计材料，无法坐飞机回国，只能坐船。船行的缓慢让他有机会得以反思自己的研究，他发现自己完全失败了。无论多好的统计分析都无法从中得出人类行为，文化系统是怎么组织呢？

在地理景观中是如何分布的呢？宾福德去了阿拉斯加研究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他们与莫斯特时代的人类都处在冰缘环境中。宾福德所希望探索的是狩猎采集者行为的组织原理，而非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简单类比。

宾福德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构成了他的第三个视角，也是最重要与最有原创性的视角，即是从文化系统的内在差异性出发。此前的考古学研究基于“相似性”，按照一定的标准归纳出一个个的“考古学文化”；而宾福德注意到的是文化系统的异质性，如一个狩猎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按照季节、年份、生命周期（如童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划分）来安排，还可以按照不同的活动来安排，都将导致不同器物组合。他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研究早期人类的行为，研究农业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等问题。90 年代以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狩猎采集者研究中，完成了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构建参考的框架》（2001）。

宾福德的遗产

对于宾福德的学术遗产，1998 年考古史家萨博洛夫曾有过归纳。他提出，尽管新考古学（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并没有完全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宾福德的乐观精神鼓舞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可以在提供考古材料，以及重建史前史框架之外有更大的作为。新考古学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目前已成为美国考古学的主体。这种研究包含着以理论导向的研究，即考古学家除了从材料出发之外，还可以从理论出发，从创新的方法出发，进而释放了考古学家的创造力，给当代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在宾福德的学术遗产中，争议最少的应该是他对于“中程理论”的贡献，所谓中程理论就是要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个问题曾经深深困扰着宾福德以及同时代的新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做法是他的“行动主义研究”，他到阿拉斯加去研究当地狩猎采集者，后来他到南非、澳大利亚从事类似的研究。他贡献给考古学以一种鲜活的知识，这些知识是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从考古材料中获得的。如研究农业起源为什么发生的问题时，如果不理解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或适应方式，要想真正弄清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宾福德在他的晚年，即90 年代后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狩猎采集者，他研究了巨量的民族学材料，一本计划三年写成的书，他花了足足十年时间。在《构建参考的框架》这本巨著中，他通过研究全球近四百个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环境、生计与社会组织，构建了一个生态模型，用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发生。这种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且需要丰富经验的研究，为未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宾福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所努力践行的过程考古学实践，更在于他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促使考古学家去思考与探索。他曾经与詹姆斯·萨克特（James Sackeft）争论石器的风格问题，与博尔德争论“莫斯特组合”的意义，与中外考古学家争论“周口店是否中国猿人之家”，与霍德争论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此等等。他似乎总处在争论的漩涡之中，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依旧困扰着考古学家。他提出争论的目的是希望考古学有更好的发展，学术的争论也见证了人性的优点与所有的缺点。宾福德直至2000 年才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得到的研究资助一直相当有限，例如，他去澳大利亚考察是靠澳大利亚的资助，到南非去研究是依靠联合国的资助。

个人的追忆

宾福德的学术贡献百年之后自有公论，毋庸赘言。笔者作为学生，曾经与宾福德博士有过六年的相处经历，从一些生活的小角度来说说他，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完整的宾福德。

我是1998 年去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留学的，第一学期就选修了宾福德的“晚更新世之后的适应”的课程，有次课后我到他的办公室问个问题，之后就开始跟他聊天。我们海阔天空谈开来，一直谈到了日本，谈到了国际关系。谈完后，宾福德告诉我这可能是他第二次闲谈。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学者，头脑中考虑的似乎总是与考古学相关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去新墨西哥大学任教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要求，即不从事任何行政工作。后来宾福德名望渐大，新墨西哥大学有意让他出来当系主任。宾福德拿出当初签署的协议，拒绝了这个要求。

我曾经问宾福德：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他说：我就是一名老师。他曾经被美国考古学会评为最佳教师。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想我可能问过不少很荒谬的问题。他有一句话曾经鼓励过我，他说：对于学生而言，从来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宾福德是一个有气场的人，跟他在一起，你不可能很容易地得到一个知识，总是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追问，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么做。作为学生，总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宾福德在课上曾反复说一句话：证明地球是平的有帮助吗？他强调研究策略的重要性，不好的研究策略就像缘木求鱼，考古学家是否做过这样的事呢？宾福德的论著中，有两个词很常用，几乎成了宾福德行文风格的代表，一个是“productive”，另一个是“provocative”，即研究方法需要富有成效，需要有启发性。不痛不痒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研究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至少要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示。

2004 年，他已退休，搬到密苏里州，为了讨论我的博士论文，他给我买了机票，让我到他家住了三天。我们从未有过如此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论文之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在野外考察的经历，为了给我讲解澳大利亚土著如何狩猎袋鼠的，他站起来模仿土著猎人，非常让人感动。要知道，他年前刚做过心脏手术。午后我们在他屋后的森林中散步，我发现他已经无法跨过一条窄窄的小溪了。

他的离世或许是迟早的事，但他为考古学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分明他还在考古学当中，就像他还活着一样。

（本文摘自《学习考古》，三联书店2018年）